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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金百
编辑：莉莉丝
李鸿章——晚清中流砥柱一般的肱骨之臣，为了补救大清王朝这艘“老破船”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大清李鸿章是忠诚的，而这忠诚背后确实隐匿许多李鸿章为人处世的狡猾与奸诈，苏州杀降事件就是这奸诈狡猾的一道缩影。
李鸿章的发迹得益于曾国藩，经过曾国藩的举荐，李鸿章临危受命组建淮军保卫上海。经过李鸿章的细心经营，李鸿章保卫住了上海，在上海站稳脚跟。李鸿章的良好表现，经曾国藩再次举荐，李鸿章被委以平定江苏贼匪之重任，如果说上海是李鸿章仕途大振的起点，那么江苏平匪就是他仕途的第一次大飞跃。嗜权如命的李鸿章此时必然是要全力以赴抓住机会。在上海精心布置安排一番之后，李鸿章带领自己的淮军以及在上海保卫战中，因共同利益而“走”在一起的外国雇佣军——常胜军，共同开拔江苏平定太平天国。
上图_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关于常胜军本文篇幅有限不做过多介绍，简言之常胜军是一支由外国人领导和组建的雇佣军，理论上并不受控于某国政府。常胜军为清政府卖命，清政府付钱，这看似简单的雇佣关系下，其实关系并不简单，而跟随李鸿章出征的常胜军主帅英国人戈登和李鸿章之间只是求同存异的合作关系。而这位戈登正是本次事件的重要人物之一。
李鸿章果然不负众望，在江苏与太平军的战斗是节节胜利，一路凯歌高奏，在取得一些列大小胜利之后，拿下苏州城成为李鸿章在江苏作战的终极目标，这对于李鸿章来说这既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也是极大的挑战。苏州城作为当时太平天国在江苏的首府，同时也是天京（南京）的主要外援城市，太平军对苏州城已是经营多年，再加之苏州城此时的守城主帅是太平天国军事奇才忠王李秀成，李鸿章想要一举拿下苏州城，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李鸿章发动了几轮攻坚战之后，发现伤亡惨重且进展不大，李鸿章无奈只好放弃攻坚改为围困，试图将太平军困死在苏州城。太平军方面，虽然一直奋勇抵抗，但是面临兵临城下的压力，城内守城将领们不再是铁板一块，有些人就有了“投诚”的想法和打算，有此打算的主要是郜永宽、汪安钧等八位主要将领。
上图_ 太平军
想要“投诚”并不是几个人简单商议“一拍大腿”就能成的事情，三个问题亟需解决，否则“投诚”之情不能实现：
1. 苏州城守将一把手挥官忠王李秀成和二把手慕王谭绍光没有丝毫投降清军的意思，如何处理或者对付二位“大哥”？
2. “投诚”需要可靠的接头人，往来之间传递信息，了解彼此的需求和顾虑，没有一个可靠的中间人怎么行？而且这个人除了可靠还要在李鸿章的清军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个人或这些人是谁？
3. “投诚”的条件以及自己利益的保障，需要他们内部达成一致同时还要得到李鸿章甚至是清政府的承诺，倘若不能顺利如愿，他们几人如何选择？是继续负隅顽抗还是降低条件“借坡下驴”投了算了？
世间之事大致相通，正所谓“郎有情、妾有意，还愁找不到王婆”？清军方面迅速有两位“王婆”挺身而出，他们正是英国人戈登和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
这事儿英国人怎么还参与了呢？你以为“常胜军”能打胜仗就依靠良好的武器装备，其实他们是战略战术十分先进的部队，对于情报那是十分重视，郜永宽等人有意“投诚”的消息就是戈登手下“常胜军”打探得来的，不仅如此，戈登还知道，郜永宽和谭绍光不和甚至是积怨颇深。这条情报太重要了，倘若真能策反郜永宽等人，就可以兵不血刃解放苏州城，既立了功，又免遭生灵涂炭，绝对的好事儿！
上图_ 太平军与英军交战
戈登自然也想立下此大功，再加之苏州城内递出话指名要英国人戈登为联络人和担保人，所以戈登自然当仁不让为第一联络人，而程学启作为原来太平天国的老人，与郜永宽这些太平天国的王爷们算是熟人，沟通起来方便一些，同时李鸿章也想让郜永宽等人看看，程学启现在混得不错，你们早降早立功、早享福。所以，这第二个问题已经迎刃而解，而问题一如何搞定大哥们，就得郜永宽他们自己想办法了。
所谓搞定，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杀”，郜永宽等人是李秀成一手提拔起来的，面对有恩与己的李秀成，郜永宽等人还是心存芥蒂，最好让李秀成主动离开苏州城。李秀成何等聪明，自然了解手下兄弟们的大致意思，为了避免自相残杀，重演“天京变乱”之悲剧，同时他也明白清军大兵压境自己也无力回天，于是李秀成便借故天京方面召见离开苏州城。
关于李秀成离开苏州之前是否将郜永宽等人的叛变之意告知或提醒谭绍光，是有一定争议的，但是无论李秀成是否与谭绍光有过沟通，谭绍光的悲剧都不应该算在李秀成的头上，要怪只能怪他自己的后知后觉或是优柔寡断。
只剩下谭绍光这个事情就简单了，杀之是最佳选择，不但可以解除以往龋齿的各种不开心，扫除投降大计之障碍，还可以用谭绍光的人头向李鸿章表示投诚之诚意，更是换取投降利益的重要筹码，好处之多，何乐而不为？因此问题一已有定论。
上图_ 李秀成自述的手稿
只剩问题三，如何保证投降后利益？这才是郜永宽等人投降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们最为关心和最需要谨慎处理的一点。郜永宽等人不是糊涂虫，他们不但没有轻信，而且还十分谨慎。首先，郜永宽等人指定戈登作保，就是知道戈登不是洋人政客，那是“一口唾沫一颗钉”守信用之人，有他作保自然放心大半；其次，程学启归降清军之后，受到多人排挤，唯独在李鸿章手下得以重用，并且混得很不错，而且李鸿章之前并没有虐待甚至屠杀俘虏之劣迹，使得郜永宽等人相信李鸿章是可靠之人；再次，最重要就是这再次，朝廷明确降旨，要求“优待太平天国投诚之人”，李鸿章他怎敢抗旨？基于以上三点，郜永宽等人算是吃了定心丸，决定背信弃义而投诚。
心中早有打算的郜永宽积极与清军联络人戈登、程学启接头，接头地点就在盛产螃蟹的阳澄湖（不知道当时他们几人谈论事情之时，是不是一边嗑着大闸蟹一边喝着小酒），谈笑间双方遂达成共识，臭名昭著的卖主求荣协定就此产生。郜永宽用谭绍光人头作为投诚“见面礼”，以表示投诚之诚意，戈登、程学启作保，保证郜永宽等人投降之后的人身安全和被清军重用等方面待遇。
为了给投降造势，清军水陆并进攻打苏州城，谭绍光自然是带领大家上城御敌，就在谭绍光指挥战斗之际，汪安钧突然从胸前取出藏匿的匕首直接刺向谭绍光，谭绍光被刺死。次日，郜永宽等遂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同时将谭绍光人头奉上。郜永宽等人为了达成自己目的，毫不留情地将屠刀伸向并肩作战的自家兄弟们，人性之丑陋，在这些叛徒们的身上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上图_ 谭绍光（1835——1863），广西象州人
一切都是依照计划行事，而且一气呵成，毫无差池，李鸿章怎么就动了杀心？
其实，最积极主张杀人的不是李鸿章而是程学启，那么程学启杀人动机又是什么？根本原因有两点∶
1. 为了促成苏州和谈，谈判之时，背着李鸿章承诺郜永宽等人太多，以至于超出了当时李鸿章所能处理的能力范围，例如索要官位之重，品阶之高（二品以上）都是李鸿章无法申请给予的。另外，郜永宽等人还要求不剃发，保留太平天国时的发式，这明显是心存异志，投诚意志不坚定之表现，李鸿章不能答应，朝廷更是不能接受。怎么办？答应的事情做不到，只好反悔，反悔了又如何不让对方痛斥与投诉？杀人灭口是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2. 程学启不愿意郜永宽等人受到李鸿章甚至是清廷的重用，作为太平天国的降将他自己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并且在往后对太平天国的战斗中，他依然会被加以重用，这样的机会他实在是不想失去。要是郜永宽等人归降后在清军中立了足，很有可能会占有自己的杯中美羹，岂不是得不偿失，追悔莫及。就因为这私心，他开始借题发挥，怂恿李鸿章下定决心。李鸿章权衡利弊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先斩后奏。
上图_ 查理·乔治·戈登
为了热烈欢迎郜永宽等八人弃暗投明，作为此地此时清军的最好领导人，李鸿章宴请郜永宽等人毫无非议，郜永宽等人也是毫无戒备欣然前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寒暄过后，郜永宽等人正要和李鸿章商量对自己之承诺何时兑现之际，刀斧手突然现身，将投降的八人剁成肉泥，场面血腥程度，可想而知。而这提前埋伏好的刀斧手是程学启事先安排，但是没有李鸿章的授意或允许他怎敢一意孤行？还有一事需要说明，早在李、程二人策划之前，李鸿章就安排戈登返回昆山，所以戈登对于李、程二人的阴谋勾当，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情。戈登提前回昆山，也印证了李鸿章有意杀此八人，因担心戈登从中作梗，而故意将其调离苏州。
事情已经做了，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苏州城屠城在所难免。
这个事件到此就既成事实，这一场人性丑态大揭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坑蒙拐骗使出浑身解数。为了保全自己，为了一己私心，先是兄弟之间的背叛与反目，再有后来的“黑吃黑”杀人灭口。至于血流成河那都是这个事件的副产品。
人也灭了，城也屠了，善后工作还是要做。所谓善后，一是如自圆其说，给朝廷一个不处分自己的理由，另就是，如何稳住英国佬戈登。
上图_ 李秀成（1823年——1864年8月7日）
李鸿章那可是写奏折一等一的高手，他先是报告苏州城被顺利攻克的好消息，打下以良好结果为导向的基调，再重点突出投降的这八人，索要官职之多之大，以及不剃发等非分之想，进而谎称苏州城还有十万之众的太平军把守各个城门，没有及时与清军完成换防工作，其实苏州残留的太平军也就一万多人，如此文过饰非无非是想说明这八人诚意不足，随时都有反水的可能性。最后他以诚恳的态度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朝廷处分自己。朝廷当然不想留着太平军的种子，朝廷巴不得李鸿章下黑手，如此就更不会为了几位历史不清白的归降之人而处分功劳赫赫的李鸿章了。
搞定了朝廷，剩下戈登就只能慢慢安抚加打压了，戈登为了这事儿确实跟李鸿章翻了脸，甚至找到英国特使，同意自己领兵除李鸿章而后快。后来经过朝廷出面斡旋（其实就是又说好话又给钱），这事儿总算是告一段落。戈登感觉自己备受羞辱，拒绝了清政府“赏赐”的钱财，也正因此事，他与李鸿章的合作基本上已经走到尽头。
上图_ 李鸿章的书法
这一事件最后以李鸿章的全面得逞而终结，李鸿章通过平定江苏的卓越表现，被擢升为江苏巡抚，从此可谓是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然而这件事件的后续影响，并没有简单的随风而去，虽说郜永宽等人死有余辜，但是这“杀降”的骂名，永远挥之不去。而不久后的战天京（即南京），太平军誓死不降是不是也是拜杀降所赐？
后人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儿，多数是各持己见，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评价李鸿章“善用伎俩”，其实李文忠公（李鸿章谥号文忠）又岂止善用而已？
参考资料：《李鸿章传》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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