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unsplash）
在这个世界上，至少生活着150万种生物，要说哪种动物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那必定是：马。
任何一个社会在向前发展的进程中，都离不开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对驯养动物的利用，无非就是指望它们能满足这么几种需求：提供动力或劳力（役畜）；提供肉食（肉畜）；最好皮、奶、毛也能满足人类生活所需；当然，还有精神需求，宠物可以陪伴。很多动物都不完美：猪不能驱策、运载，也没什么猪奶；羊作为肉食和皮毛很好，但同样不能提供动力；牛倒是很好，但美中不足的是速度太慢；只有马能满足所有这一切。
（图/unsplash）
在蒸汽动力广泛应用之前，任何一个发达的人类文明其实都得益于马带来的强大推动力，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指出：“1801年，一个关键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马的速度更快。没有任何人、制造品、蒲式耳小麦、大块牛肉，信件、信息，以及任何形式的想法、订单或指示能够移动得更快。”仅仅这一点，就对人类历史有着决定性意义。
战马打造帝国
直到19世纪战争机械化之前，对战争而言最具决定性的三项技术发明之一，就是马的驯化（另两项是金属武器的出现和火药的发明），这赋予了战士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快的速度，并增强了军队和政府的力量。别的不说，没有马，历史上那些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就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一支快速移动的机动军事力量和政令的有效下达，就很难维持大片领土的统一。
事实上，在马成功驯养之前，欧亚大陆上分布的都是彼此孤立的城邦国家乃至部落社会。最早成功驯养马匹的，据推定是公元前4000-前3500年间南俄草原的居民。不过，最初他们只是把它像牛一样利用——挤马奶、吃马肉。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它才开始被用于骑乘，哈萨克草原上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的印欧系牧民首次将马和木轮车结合起来，由此发明并完善了马拉战车。这种由两名战士驾驭的两轮轻型战车引发了一场军事革命，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里，这些雅利安人扩张到近东、印度、欧洲和中国北方。
（图/Wikipedia）
早期的战车很简陋，但对当时仅有落后装备的敌人来说，已经足够造成心理上的震慑。当双轮战车以20公里的时速从战场上碾压过，一路追击行进，这在当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展示。正是在这种新型武器的加持之下，中东的两河流域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强大的帝国。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极为关注养马、驯马、相马等各个环节，不断积累、优化相关的兽医知识，并将之全部服务于军事应用，因为哪个邦国要是不对此投入资源，很快就可能面临失败乃至亡国的危险。
欧亚大陆的几乎所有早期文明，都无法与这种新武器对抗。古埃及人曾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但他们长久以来面对的只有努比亚人这样的原始游牧民族，轻易即可击退，当公元前1645年喜克索斯人乘坐双轮马车入侵时，埃及人在战场上遭到决定性失败，喜克索斯人轻而易举就占领了埃及一半国土，统治了埃及近100年。
在这一波由中亚草原发端的入侵浪潮中，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最为幸运的。部分是得益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而安全，华夏先民避免了埃及、两河、波斯、印度那样遭受入侵的命运，而能通过对外接触自主获取马匹、养马知识和战车技术。马的驯养与利用，在华北直到公元前1300年以后的商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渐普遍起来，很快就成了衡量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所谓“千乘之国”就是指配备了一千辆驷马战车的诸侯国。众所周知，中国人之所以建造长城，就是为了阻挡漠北草原的游牧骑兵。
（图/Wikipedia）
战马的资源，在此后的两三千年里都直接关乎军力乃至国力的强弱。钱穆曾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北强南弱”之说，以春秋至民国两千多年历史为轴，论证古代战争“全在有马与无马，而无关南人之与北人”。北宋与辽朝激战数十年而不能胜，据宋史学家邓广铭考证，辽朝骨干骑兵其实仅有六万人。这并非偶然，欧洲中世纪早期称霸一时的加洛林帝国，其军事力量的总体规模，不同学者的估算值从五千到五万骑兵不等，现代人或许很难想像这么少的兵力就能维持一个大帝国，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数万人的重骑兵是步兵无法抵挡的。
即便到了近代，战马问题仍能决定军事成败。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在《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中强调，拿破仑战败的主因是马匹短缺：“马匹实现了现代坦克、卡车、飞机和机动火炮的功能。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集震慑、追逐、侦察、运输和机动火力于一体的武器。马匹是关键因素——也许甚至是俄国击败拿破仑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俄国轻骑兵有着巨大优势，使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时候得不到粮草供应和安定休息，从而摧毁了拿破仑的军队。1812年，拿破仑不仅失去了所有士兵，而且几乎失去了他入侵俄国使用的全部马匹。1813年，他能够而且确实重新补充了兵员，但事实证明，找新的马匹是更加困难的事情，而且最终成为灾难性的问题。”
《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
[英]多米尼克·列文 著，吴畋/王宸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2
马造就的交流网络
马对历史上的各大帝国都是关键的战略资源，但在近代之前，要装备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本身就需要耗费巨大资源——据估计，装备和维护一个骑士的资源等同于一个300~450英亩的大农场。更关键的是，有句军事名言说“业余的人谈战术，职业军人则研究后勤”，然而在蒸汽动力发明之前，后勤也离不开马的运输能力。
从被驯养起，直至19世纪初火车发明之前，马始终是陆地上长距离运输的基本工具。马能比牛速度更快地驮载重物旅行，一匹马做功的功率可达牛的2倍，速率则高出30%-50%。马帮用于运输的马匹，大多吃苦耐劳，能驮70多公斤货物，日行30多公里，连续作业半个月以上。在火车发明之前，人类找不到任何比马更好的工具，能实现人员、货物、信息的远程陆路运输。
（图/unsplash）
根据学者曹锦清对浙北农村的研究，传统社会的农民，婚配、买卖、生活的活动半径不到5公里。可想而知，在这种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环境下，商品、资本、信息的流动性是极低的，而要打破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实现族群之间的交往，就离不开迁徙、贸易、交通运输活动，而在火车和汽车普及之前，这都需要马。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画出中世纪法国从巴黎到各地旅行所需时间，最远需要15天，而天数越长，受巴黎的政治、经济影响也就越弱。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任何一个国家要保持内部统一，都有赖于一个紧密的交流网络。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波斯帝国、秦帝国、罗马帝国，还是蒙古帝国，都要建立一个通达各地的道路网络，而在古代的条件下，政令、信息的最快传递只能依靠不断更换马匹和骑手来接力实现。
《人类进化史》认为，“马的驯化和轮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加速了族群间的通婚”，虽然如今已经很难追溯上古时代的族群通婚，但后世的情形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19世纪的欧洲社会还是熟人社会，但自行车的出现让人们能有机会认识相距较远的陌生人，一战前的法国有多达400万辆自行车，差不多每10人就有1辆，这大大方便了人际交流、推动社会交往，还由此大幅度减少了近亲结婚，不但后代更健康、聪明，平均身高也有了显著提升。
《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
[英]加亚·文斯 著，贾青青/李静逸/袁高喆/于小岑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1-9
正是马的牵引力，带来了远方的人员、商品和信息，打破了封闭性的地方社会圈子，使一个越来越大的交流网络成为可能。想想看，别说是“茶马古道”，就是“丝绸之路”，如果没有马队和驼队，那怎么可能？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马、驴、骡子、骆驼等驮畜的存在，才使得城市的扩大成为可能。现代人已经对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见惯不惊，但在交通运输落后的古代，数十万人光是每天消耗的口粮、蔬菜，如果没有马源源不断地运进来，除非当地水运高度发达，否则这么大的城市很难维持，甚至根本不可能出现。
直到1914年，在任何一个欧洲城市，都能看到大量马车，尽管已经有了蒸汽动力和电车，但市内的公共交通、货物运输、邮递都需要马。在汽车取代马匹成为市内交通的首要方式之前，美国城镇的交通、建设、物流配送都完全依靠马匹，1870年全国有多达860万匹马（相当于每五人就有一匹马），波士顿25万市民就有5万匹马，马的密度达到每平方英里700匹；而在1867年的纽约，奔跑的烈马每周要撞死4个行人。
（图/unsplash）
现在回头来看，马的运输效率低、需要消耗巨量资源（1900年之前，美国粮食产量的1/4都成了马的饲料），而且在城市街道上留下大量马粪，不但需要每天清除，而且造成了许多城市污染和疾病传播，然而，在汽车发明之前，要维持一座大城市的运转，几乎别无他法。何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汽车这个“铁马”固然动力更强，但它也同样带来污染，甚至更为严重。
如果没有马，历史会怎样发展？
直到一百多年前，人类社会生活还相当依赖马匹，但如今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人，马对他们的生活而言已经可有可无，也就很难想像这种动物曾经是多么重要了。
1877年，当时的英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许多人已逐渐远离动物，当时出版的一本童书《驯化动物》里，描写一位城市孩子哈利听叔叔说，“马儿是人类最有用的仆人，有钱人、穷人都依赖马匹；待马儿死后，它的皮、蹄以及骨头，仍然可以提供给人类，制作出许多有用的东西”，他听完心想，“人类实在不能没了美丽的马儿”，他不禁赞叹仁慈的神，“赐给人类这么高贵并且乐于助人的动物来当好帮手”。
但实际上，马还远不只是一个“好帮手”，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马，那人类的历史会是什么样？
极有可能，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会长期停滞。尽管牛也能提供犁地所需要的牵引力，但没有马带来的远距离陆路运输能力，社会的互动频率、交换节奏、沟通深度、传播速度都会大受影响，而这必然会导致彼此孤立的社会单元难以进化出更高级的文明。
马并不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家畜，正如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指出的，即便没有家畜，单靠人工种植，也能够维持复杂的城镇生活，但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是，只有旧大陆迈过了下一个门槛——工业化，这是因为人自身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对能量的需求不断增加。在不断寻找力量来源的过程中，使用畜力是第一阶段，但只有将动物驯化才能很好地利用畜力。”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马这一关键的畜力，人类文明就无法直接跳到对更大能量的利用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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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类起源于热带非洲，但最早进化出人类的地方，为什么在漫长的历史上却一直给世人一种“黑暗大陆”的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一种叫采采蝇（tsetse fly）的吸血昆虫，它会叮咬牛马，使得有蹄类牲畜难以生存。这不但限制了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当地政权也难以实现军事扩张。14世纪创建的奥约帝国（Oyo Empire）之所以能壮大，正是由于这个国家没有采采蝇，因而难得地适合养马，于是凭借常备骑兵部队，其统治者得以征服邻近的西非国家。
另一个值得参照的反例是美洲大陆。现代考古学证实，马其实发源于北美洲，在漫长的时间里，北美洲一直是马的起源和演化中心，到冰河时代才穿越白令陆桥后迁徙到亚洲的。大约2万年前，马在北美洲彻底灭绝，原因不明，但这个时间节点刚好与人类进入美洲大陆一致，极有可能，是第一批人类对当地马群不加节制地过度捕猎所致。如果是这样，那么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在无意中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黑格尔早就说过，新大陆文明缺乏两个重要的“进步工具”，那就是铁和马。
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在《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一书中指出，由于马的灭绝，在新大陆从未发生这样四件事：犁地、驾车、挤奶与骑马，“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进而决定了欧亚大陆的发展方向——不管是在实践、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发展，还是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发展”。
《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
[英]彼得·沃森 著，孙艳萍 译
译林出版社，2023-5
美洲大陆的文明既没有发明轮子，也没有马可以驯养，这意味着远距离的交流极为困难，最终对当地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尽管早期国家、王权和战争也出现了，“但是在一个没有马匹或战车的社会，战争只能是局部的。而且由于所有的交通都靠步行，这就决定了守卫征服领土的困难性要大得多（前提是征服者想守住领土，当然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因此，政治实体仍然很小，人们基本不会就彼此的神灵交流思想。每个人都不怎么与他人往来，没有像旧大陆那样，由于骑马牧民的广泛分布和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在广阔的区域内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新大陆也没有像阿拉伯语或拉丁语那样的‘国际语言’，可以让人们在广阔的区域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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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常常以为，历史是由自己创造的，但公平地说，那是马和我们一起创造的，没有马，整个历史都得改写。
参考资料：
[1]Stephen E. Ambrose, Undaunted Courage, 1996, p.52
[2][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巴扬译，岳麓书社，2023年，第66-67页
[3][美]白桂思著《丝绸之路上的帝国》，付马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50-53页；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西]胡安·卡洛斯·洛萨达·马尔瓦莱斯著《从投石索到无人机：战争推动历史》，宓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6页
[4][西]胡安·卡洛斯·洛萨达·马尔瓦莱斯著《从投石索到无人机：战争推动历史》，宓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7页
[5][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巴扬译，岳麓书社，2023年，第67页
[6]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袁靖《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99-200页
[7]袁靖《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04页
[8]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中一篇《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
[9][意]亚历桑德罗·巴尔贝罗著《查理大帝：欧洲之父》，赵象察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第265页
[10]直到近代，战马在战争中仍起到重要作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全国保有马匹154.7万匹，军队常备马匹6770匹，战争动员后通过征用和购买，军马增至近4万匹（《沉没的甲午》，第117页）。德国更惊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夏天，德国就动用2万辆火车，把200万人的军队、118.9万匹马及其所有装备运送至西线战场。一战初期，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一共征用了近250万匹马，英国和法国征用的马匹还要多上几十万匹，“在军队对马匹的依赖上，1914年和拿破仑时代没什么两样”，见《企鹅欧洲史：地狱之行，1914-1949》，第46页
[11][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巴扬译，岳麓书社，2023年，第72页
[12]《亚细亚民俗研究》（第三辑），第42页
[13]历史上马的最快速度是驿马快信公司实现的，为每小时9英里，见[美]罗伯特·戈登著《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刘现伟、孙凤仪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36页.
[14][英]加亚·文斯著《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贾青青、李静逸、袁高喆、于小岑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247页
[15]“迟至1892年，汉堡市内和城郊还有大约1.2万匹马。据估计，19世纪50年代，每年需要从伦敦街道上清扫2万吨马粪。”见《企鹅欧洲史7》，第393页
[16][美]罗伯特·戈登著《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刘现伟、孙凤仪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46页、58页
[17][美]罗伯特·戈登著《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刘现伟、孙凤仪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29页
[18]李鉴慧《为动物而战：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中的传统挪用》，曾琬淋译，光启书局，2025年，第189-190页
[19][英]凯文·希林顿著《非洲史》，赵俊译，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20、70、235页
[20][英]彼得·沃森著《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孙艳萍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第138页
[21][英]彼得·沃森著《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孙艳萍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第429-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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