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0日，北京西郊机场灯火通明，新中国第一次阅兵的空中方队正在夜训。司令员刘亚楼背手踱着步子，突然对身边的参谋说了一句：“政治工作抓不稳，飞机再多也心里发慌。”转身，他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王辉球——“他认为行，我就放心。”一句话把一位“幕后舵手”推到聚光灯下。
时间往回拨到1927年冬天。遂川县的夜风很冷，广场上却站满了人。毛委员的演讲掷地有声，台下一个瘦高青年听得眼睛放光，他叫王辉球。没过几日，这位杂工扛着步枪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从此成了红军的一员，也由此与刘亚楼结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友情。
1935年5月腊子口一战，危机来得猝不及防。红二师临时师部设在一间破旧土地庙里，毛主席正在听取简报，三十多名藏兵突然冲来。刘亚楼只丢下一句“鸣枪，别伤人”，王辉球便带宣传队举枪冲出，子弹冲天而去，喊声震退来敌。事后许多老战士回忆，这支队伍的士气被“王科长那嗓子”硬生生吼了回来。
长征接近尾声时，宣传队配上了羡煞旁人的羊皮背心与驳壳枪，邓小平笑着称他们是“猴子兵”。哈达铺休整那晚，全队凑钱买羊会餐，王辉球跑去找邓小平批预算，后者点头：“吃口肉，再上路。”小插曲虽小，却定格了那支铁军的烟火气。
抗战年代的生活艰苦得接近荒诞。1943年冬，冀鲁豫根据地爆发疟疾和鼠疫混合流行。医生几乎对高烧不退的王辉球下了“死亡通知”，连追悼会都准备妥当。可三天后，他竟自己摸索着坐起，硬是熬了过来。有意思的是，这份顽强后来成了刘亚楼眼里“放心”的最大理由。
也是那一年，“组织”替王辉球操了终身大事。杨得志和苏振华借开会名义，把22岁的饶子春领进屋，“新娘来了”一句话，让向来沉默的王辉球涨红了脸。尚未度完新婚夜，部队紧急开拔，两人各自随队出发，整整两个月后才在战壕边重逢，握手时都笑：“这就是咱的婚礼照。”
1949年11月8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刘亚楼奔忙于飞机、跑道、油料，却最先拍电报把王辉球调来主持政治部。初次夜谈持续到鸡鸣，刘亚楼拿一只搪瓷缸灌满高粱酒，夹杂俄语比划。“空军政治工作要响亮！”他猛地一拍桌子，杯里酒浪翻起，王辉球只是点头，拿笔在本子上写下四个字：部队、飞行、地勤、家属。第二天清晨，全空军第一份《基层思想动态汇报》便送上司令员的案头。
20世纪50年代初，空军扩建院校。刘亚楼嫌文化部编写的教材“洋气不足、土气太多”，会上拍案斥责，连夜下令整改。王辉球没有直接回绝，也没马上附和，而是组织了一个七人小组进驻教材编辑室。“先查材料出处，再谈改动”，他抬手阻住急躁的编辑，说话不紧不慢。五天后，修订稿摆在刘亚楼面前。深夜散步的刘亚楼远远看见跑来的秘书，半玩笑半嗔怪：“老王发话就得半夜送？”话虽带刺，接过文件时却立刻翻阅，边看边点头。
时间很快跃到1975年3月。王辉球因“历史问题”沉寂多年，被提议降为“副政委”。毛主席批阅文件时，用红笔将“副”字圆圈一抹，直接划掉，退回批示：“免去降级。”这一细节后来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可空军老兵提起仍啧啧称奇。
2003年9月8日，王辉球在北京逝世。送别那天，老飞行员们排成两列，军号悠长。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一只已经褪色的笔记本，最前页写着一句话：“政治工作若松懈，钢铁之翼也会折。”字迹不算工整，却刚劲有力，像极了那个腊子口枪声里冲在最前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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